【一席話】

中國新盛世 香港新故事

text/ 梁慧思、黃培烽 photo/ 李偉圖


說陳冠中是書寫香港和中國的先鋒絕不為過。早在七十年代,他創立的《號外》,是引領大中華區文化風潮的手冊。他近年潛心小說寫作,著作《盛世》激起千重浪,成為大國崛起的預言書。在中港兩地遊走的他,如何看社會近年的發展?他又會怎樣書寫中國和香港故事的新一章?

 

「在好地獄,人們還知道自己是在地獄,所以想改變地獄,但在偽天堂久了,人們就習慣了,並以為已經是在天堂。」 《盛世》(2009年)

 

陳冠中記得自己在2007年,曾經對內地改革寄予厚望。「那是北京奧運前的一年,內地很多政策前所未有地寬鬆,也有很多跡象顯示,中國經過奧運這個『成人禮』之後,會加快政治改革。事實上,北京成功舉辦奧運,令外國認同中國躋身大國行列,而中國人也覺得自己強大起來,這亦變成『看中國』的新常態。不料奧運之後,內地不但沒有開放,更比以往收緊,就像已經獲得國際承認,做甚麼也不怕。」

 

《盛世》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寫成。小說諷刺中國經濟發展、揭露國人「感到幸福」背後的社會問題,毫無懸念成為內地禁書,但卻成為國外讀者認識現代中國國情的必讀本。「雖然我將故事設定在2013年,但其實是反映創作當年至今的問題。有些預言並沒有實現,有些問題卻愈見嚴重。」

 

陳冠中舉例說,國家訂明社會保障制度,但醫院為了賺錢,卻放棄濟世為懷的原則;小學生被校長性侵,政府不認真徹查,反而叫家長私了,甚至叫他們不要舉報。他之後的一本小說《裸命》,對中國盛世背後的陰暗面,例如藏民和漢人的不平等關係、虐待動物的普遍性、不擇手段的維穩工程等,有更深刻的著墨。

 

他指,儘管中國憲法基於正義原則撰寫,並訂明國家保障人權、依法治國等綱領,但實行起來就像「沒有插電的電器」,令社會不能達至一些明知正確的目標,「社會主義的國家本應人人平等,但實踐起來,有權力有資本的人卻可以佔便宜」。雖然國漸漸富、民漸漸強,如《盛世》所言,不少人都覺得「嗨賴賴」,但他認為,中國距離正義社會的目標,路途尚遠。

 

下一個十年? 

「下一個十年,香港應該可以做到:中國的一分子、為內地的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作出貢獻、繁榮、安定、法治、自由、民主、和諧、善治、公正、環保、節能、宜居、好玩,一個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世界城市。到時候我相信很多香港人、國人也會跟我一樣覺得與有榮焉。」《下一個十年:香港的光榮時代?》(2008年)

 

在香港回歸十年的時候,陳冠中撰文點出香港自九七以來的問題,寄望未來的十年會做得更好,甚至為中國作出貢獻。「中國和香港的命運密不可分。當年我認為,如果中國在下一個十年更開放,香港也可以受惠而變得更好。」不過中國開放的步伐未如他所願,在2014年的今天,他坦言「當年的樂觀是錯的」。

 

令陳冠中痛心的,還有香港人沒有珍惜「香港人」的特殊身分。「當年我被中央電視台邀請做回歸十年節目的嘉賓。每當聽見香港的高官仿傚內地領導人的口吻接受訪問,控制室的工作人員都不禁齊聲說髒話。他們覺得這些香港人很可笑,訪問明明是關於香港,為甚麼他們卻鸚鵡學舌,學內地官員說話?」

 

香港漸漸有意無意與內地同化,但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陳冠中說,內地人對此不以為然。「不少知識水平較高的內地人都去過香港,他們就是欣賞香港與內地的不同,也希望香港人有不同的眼光。但這幾年,他們發覺香港變得和內地一樣,而那些雷同之處,正正是他們看不過眼的。」

 

他認為香港本身有優厚的條件,例如多元開放的社會、資訊自由流通、普遍市民懂兩文三語,加上具備法治、自由、人權等民主社會的配套,其實社會可以更加進步。「如果在2017年真正落實普選,就算是香港一國兩制實驗成功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,至少我們這一代努力爭取的都做到了。」但他慨歎政府在政策上有偏袒,不能代表全民,加上社會不同的權力結構和矛盾,香港這個偉大實驗不但差強人意,社會更愈趨兩極化。

 

香港的自我認知

「身分問題曾給香港人帶來困擾,但大家都應有足夠智慧,拒絕有你沒我、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,讓多層次多方向的公民身分共存共榮。」《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》(2012年)

 

近年中港矛盾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。陳冠中說,兩地人接觸增加,加上本土意識不斷強化,加深磨擦實屬無可避免,但這並不代表要以對抗回敬。「現在的境況談不上融合,但也不用刻意排擠。近年西歐國家亦面對大批東歐移民湧入,他們無法強迫新移民同化歸順,也不能封鎖邊界,唯有嘗試求同存異,並行而不相悖。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城市,最可貴的是不同的價值觀共存,可以互相制衡。」

 

近年無論是政府抑或公民社會,都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關切甚殷。在中港愛恨交纏的境況下,「中國人」或「香港人」的身分有如千斤重。不過陳冠中發覺,近年社會出現以學生為主的新生代,屬於非排他性的本土分子,亦沒有順應大勢所趨而趨同,他認為是香港身分認同的第三條路。

 

他們那一代香港人

「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甚麼地步,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,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我們……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曾用了力氣,我想強調的是: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,成功所在,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。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。」《我這一代香港人》(2005年)

 

提到學生,陳冠中今次回港,適逢波瀾壯闊的佔領運動。當不少人將這一代的年輕人,與他年輕時的「火紅的年代」比較,他急忙澄清。「其實, 『火紅的年代』被誇大了。當時的確有些積極爭取民主的年輕人,但至少在我的圈子當中,對公共議題有興趣的少於一成。而這些人,正正與反對今次學生運動的父母同輩。」

 

他說,他那一代香港人屬於戰後嬰兒潮,不少人在匱乏的環境中成長,但很多人憑著知識改變命運,一代之內就可以翻身,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。「對他們來說,找份好工作,照顧自己和家庭最重要,閒時或許會參與慈善,但沒有甚麼公共意識和歷史感,也沒想過要改變制度。而且職場可以改變意識,當他們都成為高層時,更加不會推翻社會建制。」

 

所以,他不同意同輩時常貶低現在的新生代。「我們嬰兒潮的一代通常滿意自己,認為時下年輕人沒有捱過苦,沒試過生活在動蕩的時代,總覺得他們不及我們。但下一代已經以行動證明,他們與我們不同,而他們的特質,正正反映我們這一代的不足之處。例如他們關心公共事務、有創意,已經比我們一代優勝,甚至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青年。」在世代之爭的討論之中,這位戰後出生的第二代香港人,樂於為第四代香港人平反─「其實現在的一代都幾好呀!」他笑說。

 

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,有人歸咎戰後出生的第二代香港人不肯讓長江後浪推前浪,認為是世代矛盾的結果。陳冠中認為,他那一代沒有刻意去製造這些問題,所以錯不完全在於他們;但他不諱言,當年他們有份訂立偏差的社會制度,「所以我們也應該負責」。

 

活出時代的矛盾

「我視社會創新、好社會、活出時代的矛盾為三個相關概念,而且不只是理念,是身體力行的『活』,是幹活、存活、體力活的活,是靈活、激活的活,而且不只是『活在』,更要『活出』。」《活出時代的矛盾》(2014年)

 

不過矛盾又何只出現在世代之間?陳冠中最近為理工大學撰寫《活出時代的矛盾:社會創新與好社會》一書,從工作範疇出發,探討青年應如何應對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。

 

「這一代年輕人面對的問題,是全球化的資本社會經濟結構令職位遷移,加上科技的進步,機器可以替代人去工作。一個年輕人從學校學會一門技能,到畢業時可能已經不適用。當他們瞬間變成技術性失業,又怎可以規劃自己的人生?」他批評政府不斷鼓勵香港青年北上就業,以為這就可以解決年輕人在就業市場面對的問題,這是很粗枝大葉的想法。「我們應該認真從教育層面研究,向年輕人傳授transferable(可轉移)的知識,刺激他們的創意,他們才不會活在矛盾之中,而是從矛盾之中活出來。」

 

至於香港這個「小伙子」,又應該如何活出時代的矛盾?或許,我們可從陳冠中在2003年7月所寫的短篇小說〈金都茶餐廳〉開始思考。故事講述主角平常光顧的一間中西合璧、甚麼菜式也「can do」的茶餐廳,老闆在回歸前將舖面轉按炒樓,最後成為負資產,茶餐廳面臨倒閉,連老闆娘和舊伙記都選擇北望神州另起爐灶,主角和熟客們卻想出手拯救。在人生交叉點,「do唔do先?」成為作者留給讀者的選擇。

 

如果香港是這間茶餐廳,它的故事應該如何寫下去?陳冠中說:「現在我還未想到,不過我會再出去多走幾個圈,然後『攝高枕頭』再想想,或許今晚就會有靈感動筆。」

 


受訪者/ 陳冠中
香港華語作家,《號外》創辦人之一,現居北京。著作包括《香港三部曲》、《我這一代香港人》、《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》、《盛世》及《裸命》等。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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