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題】

台灣好讀-華文書業案內人

interview/ 梁慧思、黃培烽 transcript/ 黃啟聰 photo/ 張國耀


華文出版經營空間愈見狹窄,《ReadIt悅閱》邀得台灣聯經出版總編輯胡金倫及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李安(Anne),對談兩岸出版故事、行業發展,讓讀者了解書業的點與線,細探字裡行間的工作點滴。

問:《ReadIt悅閱》| 胡:胡金倫 | 李:李安(Anne)

 

問:兩位的背景有點相似,胡總是由馬來西亞來到台灣發展,而Anne雖然來自香港,但近年有不少時間留在內地,可否分享一下箇中原因、經驗?

 

胡:對我而言,來台灣本來純粹是讀研究所,畢業後面臨回大馬工作、留台工作,或攻讀博士的選擇。不過我厭倦寫論文,而對讀人文學科或中文系的學生來說,台灣是一個令人不想離開的地方—因為這樣的環境、人文氣氛,尤其是以華文的文化為主,回到大馬是找不到的。當時剛巧麥田出版社有空缺,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。那是我很喜歡的一間出版社,我因而晉身台灣出版業,直到現在。

 

李:我們一直覺得香港很小,不斷在思考如何令三聯生存得更好、如何擴大影響力。幸運地,在2011年中,聯合出版集團和內地出版社有合作機會。我們當時想,有了這個發表空間,香港的作者便可以走出去,更預計之後可以購買內地書的版權、翻譯、編輯的成本便可以攤分。再進一步想,香港回歸十幾年,但我覺得我們對內地有很多不了解,我很想趁機會感受一下內地、了解一下脈絡,這是我參與內地出版業務的初衷。

 

出版業界的競爭和合作

問:看到現在出版界的競爭很激烈,你們怎樣看行內的競爭、合作、學習的關係呢?

 

胡:對我來說,台灣業內合作不多,只是有時剛巧有作者來台灣,其他出版社同時有出版他的書,或者會合作舉辦一些活動。至於合作出版某一些項目則是不太可能的。交流的話,頂多都是私底下的,好像我認識某某,放工後可能一起談天、抱怨出版業景氣差,但大型論壇、研討會都很少,主要都是各做各的。始終行內競爭激烈,自己的業績最重要。

 

李:我都同意,因為我們是創意行業,創意就是不重複,所以業界可能在編輯上、選題上的合作比較難合作。除非是繁簡體出版方面,和內地出版社合作,大家分擔成本,你出簡體版,我出繁體版。另一方面,業界共同爭取行業內的一些東西,舉例說,一些較小型的出版社想成立團體,爭取在香港書展獲得租金優惠等,則有較大機會合作。

 

胡: 提到同一本書在不同地區出版不同版本,例如有些書已經出版香港版或大陸版,當我們出台灣版時,就可能要稍為加工。或者有些作家,例如香港的董啟章,可能考慮到香港的讀者市場較少,就會選擇在台灣出版,最後作品回流香港再受注目。

 

李:在地加工的確重要,這過程亦體現不同出版社的價值。例如我們出過一本香港人寫移民台灣的書,如果要做一本內地版,或許要加入不同的資料,迎合內地讀者的需要。

 

兩地面對相似的挑戰

問:除了業內競爭外,讀書對閱讀的興趣,也是出版社面對的挑戰。你們怎樣看香港和台灣的閱讀風氣?

 

胡:根據統計,2014年台灣的出版量比2013年減少很多,業績亦比2013年差。在最顛峰時,台灣一年可出版四萬本書,現在只有兩萬多。台灣人口只有兩千萬人,而且很多可能不讀書不買書,出版這麼多書,是不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?有人可能以為電子書影響到紙本書的出版量,但電子書在台灣還未成熟。2014年也有很多書店結業。

「博客來」為甚麼要做香港市場?答案很明顯,台灣的市場再發展的空間有限。台北書展期間,都有文章批評台灣市場愈來愈差、缺乏前景,所以要走出去。香港市場為甚麼會大?因為有很多大陸遊客。其實台灣都是一樣,很多陸客來台灣買書,禁忌類的書市場比較大。譬如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》,單是誠品,每年已賣約8,000本,買的都是陸客。台灣的出版市場愈來愈萎縮,如果以分類計的話,文學書的銷售最差。

 

李:以門市計,我想香港的流行文學賣得比較多,例如輕小說,這與你說的文學不同,是針對很年輕讀者出版的書,所以賣得比較好。

 

胡:你看書展排隊的人,買的都不是嚴肅文學。以台灣市場計,去年最暢銷的文學書是《S.》,賣了幾萬本。最近和同業說起,記得2004年、2005年時,當時翻譯文學《不存在的女兒》、《偷書賊》等,一刷便是三萬本,一年賣30萬本,現在已沒有這樣的光景了。

反而在這一兩年,比較普及性的人文文化類書,或是知識類書市場非常好。五、六年前,大家一聽到人文書、文化書都不會買,因為個個都要出版文學書、翻譯小說。後來,這幾年大家都希望做知識分子,人文思想類書賣得比文學書好,翻譯類的人文思想書,更人人爭著搶。可能因為社會氣氛不一樣,最近兩期《思想》雜誌,一期以香港為專題,一期講「太陽花」之後,都很暢銷。新一代的讀者和以前的不一樣,可能較關心社會環境、和自己有關的民生問題,文學書對他們來說不是最重要。

 

李:一比之下,香港就很渺小。我們關注的題目,一直都是實用書主導。我覺得都是名人效應加實用書最暢銷。但最近一兩年又不是這樣,這可能牽涉到網絡的影響。當實用書愈來愈缺乏新思維時,就很容易被取代。但我看到兒童書正在冒起,就好像一個冒起中的餅,只要你能出版具品質的書,家長便願意投放資源。流行文學亦佔一定位置,有些網絡小說、輕小說都有七、八千印數,都賣得不錯。

 

回應時代轉變

問:聯經和三聯都是歷史悠久的出版社,多年來留下不少瑰寶,但同時可能背負著一些包袱。您們如何帶領出版社承先啟後,回應現今讀者的需求和市場競爭?

 

李:我在1991年已在三聯工作,當年三聯的出版,歷史類的書籍比較多,又或是在八十年代,出版關於香港通史、前途問題討論的著作等。但自2000年後,本土作者冒起,所以我們的出版漸趨向多元化,文學和非文學、圖文書等都有,讀者群的年齡亦轉趨年輕。我覺得欣慰的是,我們比較熟悉關於香港的主題,只要出版的書籍能夠捕捉到特別角度、引起共鳴,讀者反應一般都很好。我們探討的議題算是比較先行的,例如是同性戀、愛滋病感染者等弱勢。最近出版《工廠裡的人》,就是知道年輕人缺乏場地從事創作,以出書介紹過來人如何去便宜的地方,做自己的創作。

我們亦將出版產業多元化,例如近年配合出版的書籍舉辦文化遊;與品牌合作,在書誌內加入軟性廣告;在書店內售賣與我們出版相關的文創產品、開辦課堂等,之後或會嘗試將講堂內容輯錄成書。我們深知紙本書可能會被取代,但書本的內容始終是最有價值和最核心的,我們希望利用不同的渠道呈現內容,將之開枝散葉。過去幾年是轉型的培育期,今年以後希望能夠開花結果。

 

胡:聯經去年剛慶祝成立40年,我們舉辦了一個展覽,展出每一個10年的出版代表作,包括世界文學、台灣研究等。過去40年,我們出版過不少經典作品,例如早期出版很多經濟和人文思想的書籍,例如《中國文化新論》套書、黃仁宇的《中國大歷史》等。我們不會改變出版這類書的大方向,因為我們已經把品牌建立,如果聯經不出版這類書籍,也沒有其他人會做。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人文思想領域這基礎上做得更好。

我想我為聯經帶來最大的轉變,是為它注入活力,例如以比較活潑的形象來呈現嚴肅的內容。我們在40周年時,將不少中外經典名著再版,除了重新編輯外,更換上設計較新穎的封面,將我們原來擁有的資產再利用。我們也會多出版圖文書,例如圖解歷史的書籍,吸引多看圖少看字的讀者。當然亦會利用網絡的力量,吸引年輕讀者培養閱讀的興趣。

 


(右圖說明)
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李安(左)及台灣聯經出版總編輯胡金倫(右),在台北國際書展聚首,互訴兩岸出版點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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