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題】

台灣好讀-主流以外的台灣文學

text / 梁慧思 photo / 張國耀、陳嫻嫻


原住民和台語作家看似沒甚關聯,但他們都曾是被打壓的受害者。多年來他們堅持以文字紀錄自己族群最真實的一面,近年漸漸得到認同。

 

排灣族作家—亞榮隆·撒可努


撒可努的作品,充滿他對山海和部落人民的感情。

 

初次與撒可努見面,我們帶了一本《ReadIt悅閱》作見面禮,他一看封面就睜大眼睛說:「是繁體字不是簡體字耶!」然後滔滔不絕解釋捍衛自己語言和文化的重要性。因為對於撒可努來說,語言是整個部落文明的開始。

「語言是延續民族歷史、傳遞事務的符號。我們的部落,語言很美麗,甚至有一些意象,是華語不能夠穿透的。就像我的名字『撒可努』,意思是一個奔馳的形象;還有我們部落裡,是沒有『愛』這個字的,但我們會用不同的語句去表達『愛』這個意象,說起來就像詩一樣。」

但因為排灣族只有象形文字和符號,不少部落文化只能靠口耳相傳,最後漸漸湮沒在時代的洪流之中。隨著時代的更替、殖民和漢化的影響,原住民文化慢慢失傳,連他們都迷失了自己。

「因為政治和宗教的影響,原住民的自我認同被不斷打壓,他們活在恐懼之中。就像我的祖父輩,經過荷蘭、西班牙、日本、漢人幾個時代的殖民統治,已經難以找到自己,甚至放棄了原本的身分。直至七、八十年代,原住民起來抗議,他們希望被人看見,那時候就對自己的身分重新產生強烈的認同感。即便如此,這身分認同仍然面對很多障礙。」

從小在部落長大的撒可努,自小與父親到山中打獵,與藍天白雲為伴。當父親因為現實環境和外來文化的影響,失落自己原住民的身分認同時,撒可努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—他努力捍衛排灣族的身分,更為了舉辦傳統部族的婚禮,差點與父親鬧翻。直至到他以華文寫下以原住民生活為題材的散文集《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》,才改變父親對傳統的看法。

「當初我寫書,並沒有要承傳文化的想法,只是因為我愛聽故事,聽了長輩口中很多的故事,就寫下來跟大家分享,沒有想太多前因後果。小時候我抱怨父親帶我去打獵,令我沒有機會和女同學玩家家酒。但現在回想,我的寫作題材,都是從小時候的生活借過來的,我也很感恩。」

撒可努的作品,不單讓原住民找到認同感,非原住民也可以藉著他的華文寫作了解原住民,連美國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系,也將他的作品列為指定讀本。去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他的著作收錄,成為亞洲唯一代表。「我也覺得很訝異,為甚麼這麼多人會看我的書?《山豬》已是十多年前的作品,但現在也有人提及。我想,只要你願意開放讓世界看,他們是很願意、很有興趣看的。」


撒可努寄語「文化的差異是要被理解和尊重,差異的文化是美麗的價值。

 

現在鞭策撒可努繼續寫作的,不是他對寫作的愛好,而是「為甚麼要寫」這個問題。「寫作已經成為我的使命,既然大家認為我的文字有一種力量和魅力,我就要繼續寫。我不敢說幫助民族崛起,只希望讓讀者從我的文字,認識的們部落的文化和故事。以前我的祖輩擔心自己跟人家不同,所以否定自己,我想說,其實跟人家不同也是很棒的。」

撒可努除了寫作,也是個森林警察,天天在台東的高山森林巡邏,原始大自然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也是他的創作題材。他以經常在山林中遇見的麻鷹,來形容原住民文學。「麻鷹在天空飛翔,牠享受的不是高度、速度和遠度,而是享受頭上的一片藍天。這可能是孤獨的,但牠卻不會因此而停下來。」

 


 

台語作家—胡長松

除了漢語和原住民語言,台灣通用的語言也包括客家語和台語。根據統計,能說台語的台灣人更高達七成。不過現代台語文學在台灣社會仍算非主流,在戒嚴期間更被打壓,直至八十年代解嚴之後,才重新走回發展的道路。

要數近年活躍文壇的台語作家,胡長松榜上有名。他不但主理過兩本台語文藝雜誌《台灣e文藝》和《台文戰線》,更由最初用華語寫作轉為台語寫作,並獲得台灣文學金典獎。「我1995年開始寫作,從一開始就寫鄉土小說,那時也有用台語,因為它是很多人生活的語言。那時我只用台語寫對話,描述的部分仍然用華語。但後來我覺得不夠,因為對我來說,華語是外來的語言,我寫的故事因它而受限制,我覺得很可惜。基於認同的原因,我在2000年就轉用台語寫作。」

生於高雄的胡長松說,台語是他的母語,最能表達他的所思所想。「好像小時候看見母親收割稻米後曬穀,台語叫『曝栗』(phák tshik),我記得那時候的場景、母親勞動的畫面、聽到的話語、陽光曬在穀上散發稻香,加上泥土的熱氣等等,用華語是可以寫出來的,但始終用母語描寫是最直接。」


胡長松察覺到香港的通俗書刊出現廣東話寫作,期望有人用粵語寫嚴肅文學。

 

胡長松說,語言是文化的載體,人利用語言表達思考,但華語和台語在理解、表達架構和語境都不同,所以同一概念用不同語言表達,始終會有些偏差。不過多年來政府的漢化教育,令年輕一代難以接觸母語,台語的傳承面臨很大的危機。「我們從小就要學華語,學校每星期有六小時華語課,但台語教學是零。政府用行政手段壓制台語學習,就算家中講台語,但沒有系統教學,很難跟大洪流對抗。」所以不少年輕人一代縱使能用台語作日常溝通,但難以用來描述抽象的概念和情感。「因為這不是與生俱來,而是要學習的。」胡說。

胡長松的新作《復活的人》,書寫主角逃亡到西拉雅族(平埔族分支),陰差陽錯介入了族群的護土運動,側寫台灣自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。胡說,這是一本關於身分認同的著作。「台灣最初的原住民就是平埔族,但由清代開始,當權者不斷操縱,以至族群的土地不斷流失,加上原住民和移民通婚,身分被慢慢溝淡,後代已不再認同、甚至不願承認自己的原住民的身分,這都是留不住證據的。」

胡長松想藉著這本小說,讓讀者反思「我是誰」。「多年的黨國教育,讓台灣人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、龍的傳人。但無論我們怎樣幻想,精神底子都根本不是中國北方大陸的子孫。之前有學院的研究者更指出,台灣人有85%源自平埔族。我希望我們能夠重建自己的身分認同想像,而我們要相信,在這個地方,我們可以決定共同自己的命運。」


《復活的人》是個關於尋找自我身分的故事。胡長松說,以台語入文,是他對固有「炎黃子孫」身分認同的對抗。

 

所以,胡長松冒著讀者層面縮窄至只能閱讀台語的一群,也堅持用台語寫書。他提出1996年國際筆會通過的《世界語言權利宣言》,區域母語有價值,要保護瀕臨絕種的語言,其中目標包括「認同權」、「傳播權」、「教育和受教育權」、「文化發展權」等。他認為自己是藉著創作,將母語文字化,寄望更多有心人在傳媒、教育界和政界等其他領域努力,讓台語能好好保存下去。「如果語言都不見了,儘管我們如何說抵抗文化認同,到頭來都只是一場空。趁著我還能跟父母用台語對話時,我有責任要將它保留,不然到我的下一代,台語就可能會消失。」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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