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題】

字遊體育世界-閱讀體育二三事

photo/ Jim Chu



老人與海
作者/ 海明威

體育文學

不少文學界響噹噹的名字,都寫過不少體育報道和文學。海明威是運動健將,無論單車、拳擊、狩獵、釣魚等無一不通。1920年代,當他擔任《多倫多星報》(Toronto Star)駐歐洲記者期間,曾經到西班牙看了多場鬥牛表演,然後撰寫了一篇名為〈Bullfighting is Not a Sport - It is a Tragedy〉(鬥牛不是運動,是一場悲劇)的特稿。他更從中獲得靈感,寫出以鬥牛青年為主角的小說《太陽照常升起》(Fiesta: The Sun also Rises);而他的另一本經典作品《老人與海》(The Old Man and the Sea),主角在海中心與大魚搏鬥時,仍不忘棒球賽事的結果。

以自傳體小說《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》(Tuesdays with Morrie)成名的米奇.艾爾邦(Mitch Albom),本身任職《底特律自由新聞》(Detroit Free Press)體育記者逾25年。雖然他以一系列「療癒系」書籍成名,但仍繼續體育寫作,並擔任體育電視台ESPN的評述員,更獲選為2013年美國全國體育評述及記者協會(NSSA)的殿堂人物。他在九十年代的著作《The Fab Five》,講述由密歇根大學新生組成的「密歇根五虎」,在全美大學體育協會(NCAA)籃球賽的崛起與失落。「五虎」成員包括韋伯、祖雲侯活等,後來都成為NBA主將,但他們出道之前的成就,仍是球迷津津樂道的話題。 

九十年代,台灣的出版社亦曾經策劃運動家書系,不但為當時得令的運動員出版傳記,更造就了劉大任的《強悍而美麗》、《唐諾談NBA》等華語運動文學的經典。後來,詹偉雄和楊照等作家都在報刊撰寫運動專欄,分析體育運動衍生的社會議題。

棒球是台灣最受歡迎的體育運動,《打擊線上》收錄了14位台灣不同年代作家的棒球小說,讓讀者從中感受台灣棒球數十年來的發展。而新生代文壇兄弟朱宥勳和朱宥任,也在近期分別推出棒球小說《暗影》和《好球帶》,再次令這項運動成為文學界的熱話。

 

運動哲學

雖然大部分運動都是身體的活動,但不少哲學家都樂於從思考層面去闡析體育,從人類的運動本領是否與生俱來、體育對人生的意義、體育規則的邏輯、體育精神、美學運動(如體操)的客觀標準、運動與空間、禁藥與倫理、國家訓練與虐兒等等,都成為他們動腦筋的議題。

《運動哲學》的作者石明宗是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,他除了親身執教學校籃球隊,更任教運動哲學科。書中以深入淺出的角度介紹運動哲學的研究領域,亦從個人感受出發,分享運動為他帶來的愉悅和智慧。

要數運動界的哲學家,李小龍一定不可少。他在美國留學時修讀哲學,廣讀中西方哲人思想,在《李小龍:生活的藝術家》一書之中,親撰喜歡哲學的原因,也包括他閱讀道家和柏拉圖、蘇格拉底、笛卡兒等思想的筆記。1970年,李小龍背部受傷,休養期間寫成《截拳道之道》,除了鉅細靡遺地教授搏擊技巧外,更剖析當中的武術哲學:截拳道是「沒有圓周的圓圈」,要「以無法為有法,以無限為有限」。

 

體育與女性

女子運動一直被輕視,甚至被視為可有可無。《Girls with Balls》以英國女子足球發展為例,告訴我們當中的性別之爭:十九世紀後期,女子足球跟男子足球一樣普遍,亦是不少工廠工人的康樂活動。一戰期間,壯丁都被征召上戰場,工廠女孩佔據空蕩的足球場,使得女足快速發展。可是在1921年,英國足總以「足球活動不適合女性」為由,要求足球會拒絕提供場地給女足比賽,直至七十年代才解除禁令,但這無疑令女足的發展滯後多年。

然而,不少女運動員一直突破社會規限。被譽為美國史上最傑出的全能運動員蓓比‧札哈里亞斯(Babe Didrikson Zaharias),不但曾帶領籃球隊奪標,還在1932年洛杉磯奧運中獲得三面田徑獎牌,四十年代更贏盡所有職業哥爾夫球賽事。初出道時,身材高眺瘦削的她剪了一頭短髮─這並不符合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想像,但不少人卻視她為突破框框的英雄。後來,蓓比還是以長髮及長裙示人,不過她在自傳《This Life I've Led》中表示,自己的性格並沒有因衣著打扮而改變。

本港泳手楊秀瓊於1933年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全國運動會,囊括五項金牌,並曾被《良友》雜誌選為新時代的標準女性之一。《閒暇、海濱與海浴》一書就以她作為例子,探討現代華人女性形象的建立。無論如何,我們重視的應該是運動員的才能,而不是他們的性別及外表。

 

體育狂熱

對於體育迷來說,或是親身參與,或是在場外觀賞,運動總有一種令人狂熱的吸引力。就如尼克.宏比(Nick Hornby)的小說《Fever Pitch》所言:「我愛上足球,正如我隨後愛上女人:突如其來,無法解釋,難以言喻,想都沒想到它會帶給我痛苦和崩潰」。作為一名阿仙奴的死忠球迷,作者以多場兵工廠的球賽為背景,記述他自童年到成年與足球和阿仙奴的微妙關係,道出球迷對愛隊又愛又恨的感情。這種球迷情懷世界通行,所以小說曾被改編為美國電影,將阿仙奴變成美職棒的紅襪隊,一樣大受歡迎。

但擁躉的狂熱,有時也會衍生出其他問題,例如足球流氓(Hooligan)每每在比賽前後醉酒鬧事、與對賽隊伍的球迷打架,甚至做出一連串破壞行為,就令人聞風喪膽。《Running with the Firm》的作者曾任倫敦警察,為了蒐羅足球流氓的罪證而成為臥底兩年,見盡他們的惡行。他眼見狂迷之中有不少人本性不壞,平日也有正常生活,但「作為球隊一分子」的歸屬感,就像藥物一樣,令流氓們在球賽日作出反常行為。最後蘇格蘭場警方認為證據不足而放棄起訴流氓們,作者的臥底生涯亦黯然結束。

 

體育的經濟效應

體育運動擁有一群忠實支持者,自然成為商家必爭之地,因為播放賽事、門票以至周邊產品的銷售,每年都為公司帶來龐大收益。

自六十年代起,Adidas和PUMA兩間體育用品公司讓運動員穿著印上公司標誌的衣服比賽,以建立品牌形象,開創運動員商業贊助先河。兩個品牌的創立人Adolf Dassler及Rudolf  Dassler兄弟,在二戰時曾攜手生產體育用品,反目分家後,雖然營運方針有別(例如前者活躍於國際巿場,後者側重國內),但同樣改變了體育活動的商業模式。他們的恩恩怨怨,都收錄在《Sneaker Wars》內。

不過真正將運動品牌推向全球的,是籃球之神米高佐敦,他更被譽為是「最偉大的代言人」(the greatest endorser)。根據《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》引述,單在1998年,佐敦就為美國帶來100億美元的收入,當中由他代言的Nike就佔四分之一。之後,運動用品不再局限於運動場上,更成為潮流的一部分。

奧運、亞運和世界盃等大型比賽,亦被政府視為刺激經濟的良方,但實際成效有待商榷。經濟學家津巴利斯特(Andrew Zimbalist)的新作《Circus Maximus》,就分析索契冬奧、巴西世界盃,以及巴塞隆拿和倫敦奧運等個案,指出主辦國都未能錄取淨收益。籌辦過程牽涉不少基建工程,但收益主要歸於富人,中下階層卻要受苦,財富不均甚至會衍生像巴西世界盃舉行前的政治不穩。不過觀乎各國仍然積極參與爭奪大型運動會的主辦權,這些場館還是會繼續建下去。

 

體育與國家

除了帶動國家經濟外,體育亦可以團結國民。南非於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政策,但暴力衝突仍不斷。1995年的世界盃欖球賽由南非主辦,總統曼德拉身穿球衣到場支持南非國家隊Springboks,帶領全場以至全國觀眾放開芥蒂,支持這隊以白人為主的隊伍。Springboks結果戲劇性奪冠。這段故事由英國記者John Carlin寫成《Playing the Enemy》,後來更被改編為電影《不敗雄心》。

體育賽事還是國與國、政治陣營之間比拼的場地,例如希特拉企圖藉1936年柏林奧運宣傳其種族優越理論、美國及蘇聯互相杯葛對方主辦的奧運會,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。學者Richard Espy的《The Politics of the Olympic Games》沒有政治秘辛,而是透過審視國際奧委會的組織結構,分析奧運在二戰至冷戰期間屢次成為國際政治競技場的原因。沈旭暉的《亞洲政治運動場》就以亞運作為切入點,剖析亞洲各國多年來的國際關係和最新政治形勢。

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專欄作家Simon Kuper的《Soccer Against the Enemy》,則從個人層面出發,走訪多國球迷,理解政治如何滲透體育活動(例如在東德支持「錯誤的球隊」足以招致殺身之禍)。他的結論是,各國的足球運動是社會現況的縮影,至於其他體育活動,又何嘗不是?

The Fab Five
作者/ Mitch Albom

暗影
作者/ 朱宥勳

運動哲學
作者/ 石明宗

截拳道之道
作者/ 李小龍

Fever Pitch
作者/ Nick Hornby


Running with the Firm
作者/ James Bannon


Playing the Enemy
作者/ John Carlin


Soccer Against the Enemy
作者/ Simon Kuper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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