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題】

新新青年—一代名刊的誕生

text/ 編輯室


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,可謂《新青年》雜誌的研究權威。《ReadIt悅閱》獲陳氏同意,整理其著作對《新青年》的分析,讓讀者了解這「一代名刊」對中國近代思想史、文學史及政治史的影響。

 

《新青年》在1915年9月創刊(當時稱為《青年雜誌》),在1922年7月出版第九卷後休刊。創刊初期由陳獨秀主編甚至主撰,其後羅致胡適、魯迅、李大釗及錢玄同等人擔任編輯,並廣邀文章,提出革新社會的各種想法。

 

人物

陳獨秀

《新青年》創辦人,倡議以民主和科學救治中國。1921年參與創辦中國共產黨,並將《新青年》變為其宣傳刊物。

高一涵

留學日本期間,在《新青年》發表〈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〉,1918年參與編輯工作。創刊初期,發表的文章數目僅次於陳獨秀。

劉半農

1917年發表〈我之文學改良觀〉,認為白話、文言文應暫時並存,並提議使用新標點。曾參與編輯《新青年》及發表大量白話詩。

錢玄同

1917年開始投稿《新青年》,1918年加入編輯團隊。曾發表〈中國今後的文學問題〉,主張廢除漢字。

胡適

1918年加入《新青年》編輯工作,積極提倡文學改良,明言不談政治。1920年批評《新青年》變質,並離開編輯團隊。

蔡元培

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,並邀陳獨秀任文科學長,廣納各派言論。《新青年》隨陳獨秀遷往北京後,影響力日增,北大亦成為「新文化運動」的搖籃。

周作人

1918年參與編輯《新青年》,並發表〈人的文學〉,主張文學以人道主義為本。其後幾乎每一期收錄他的文章。

魯迅

1918年,受錢玄同之邀作〈狂人日記〉,其他在《新青年》發表的白話文小說包括〈孔乙己〉、〈藥〉和〈風波〉等。

李大釗

1918年開始參與《新青年》編輯工作,積極宣揚馬克思主義。曾與陳獨秀創辦《每週評論》。

 

思想文化建設

陳平原認為,無論是最為人熟悉的「德先生」(民主)與「賽先生」(科學)口號,抑或其推動的「文學革命」,《新青年》的基本立場是「有明顯政治情懷的思想文化建設」,其主要導向是在思想史的視野中,從事文學革命與政治參與。

《新青年》創刊前,中國已經有幾本受歡迎的刊物,例如《東方雜誌》及陳獨秀曾效力的《甲寅》等。後來陳獨秀自立門戶,1915年9月15日,《青年雜誌》在上海面世。創刊號的〈社告〉,開宗明義「欲蓋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」、「本志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溉,可備攻錯」、「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知趣者,竭力闡述,冀青年諸君於研習科學之餘,得精神上之援助」。第一篇文章〈敬告青年〉,更勸勉讀者要做「自主的而非奴隸的」、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」、「進取的而非退隱的」、「世界的而非鎖國的」、「實利的而非虛文的」及「科學的而非想像的」青年。

以上的「六義」,亦成為《新青年》大力提倡新思潮的原則。雜誌探討的題材十分廣泛,由青年如何處世、國語進化、新詩技巧、國體問題、歐戰風雲、女子貞操、男女平等、科學方法、孔子評議到鬼神之說,無一不包。如陳平原所言,「舉凡國人關注的新知識、新問題,《新青年》同人都試圖給予解答」。

在東學西漸的大潮流下,《新青年》同人著力介紹西方的學說及發展。陳獨秀和高一涵等人,早期積極討論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法國近代思想;周建人和王星拱等,則介紹達爾文主義等科學知識。後來哲學家杜威和羅素到中國講學,《新青年》皆作大篇幅報道,甚至製作專輯,成為國內讀者認識外國思潮的重要窗口。

除了單向的介紹,《新青年》更鼓勵讀者以文字隔空討論,思想互相擊撞,孕育不少新文化運動所大力推動的思想。陳平原特別提到,雜誌內〈通信〉一欄,作為知識分子的「思想草稿」,起了關鍵作用。事實上,雜誌中最為激烈的議論,如文學革命、廢孔學等,多先以「通信」形式發表。每一期的「通信」都並非無關痛癢的補白,而是最具鋒芒的言論,或最具前瞻性的思考,一旦思考成熟,就會成為專論。

引進新思潮、反封建反傳統,是《新青年》同人的共同目標,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更將理論化為實際行動,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,亦因而令《新青年》受壓。1919年,陳獨秀因為派發《北京市民宣言》被捕。獲釋後,他在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一號的〈本誌罪案之答辯書〉道:

「但是追本溯源,本誌同人本來無罪,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(Democracy)和賽因斯(Science)兩位先生,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。要擁護那德先生,便不得不反對禮教,禮法,貞節,舊倫理,舊政治。要擁護那賽先生,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,舊宗教。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,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。大家平心細想,本誌除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,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?若是沒有,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,要有力氣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,才算是好漢,才算是根本的辦法……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,一切政府的壓迫,社會的攻擊笑罵,就是斷頭流血,都不推辭。」

不過,同人對思想建設與政治參與的取向不一,埋下日後《新青年》分裂的伏線。

 

文學革命

蔡元培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總序說:「為甚麼改革思想,一家要牽涉到文學上?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。」所以自胡適倡議改良文學後,文學改革的討論經常在《新青年》出現。

雖說改革中國文學的呼聲,在《新青年》的編輯和讀者群慢慢發酵,但始終未吸引大眾廣泛關注。直至雜誌第四卷第三號,刊登讀者王敬軒的來信〈文學革命之反響〉,才令討論變成吸睛的話題。信中王氏狠罵《新青年》同人「以白話行文」、用「種種奇形怪狀之鉤挑以代圈點」,是「工於媚外」、「惟強是從」,是「而排斥舊文學、得新忘舊」,「乃蕩婦所為」。負責回信的記者劉半農逐點反擊,最後更以「先生既不喜新,似乎在舊學上,功夫還缺乏一點;倘能用上十年功,到《新青年》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時候,再寫書信來與記者談談;記者一定『刮目相看』!」作結,極盡刻薄之能事。但原來「王敬軒」是《新青年》另一編輯錢玄同虛構的人物,用以挖苦當時抱持舊思想的知識分子。這一記「唱雙簧」成為絕佳的市場策略,《新青年》的名堂更響,銷量亦大升。

除了紙上談兵,《新青年》亦開闢文學創作的園地,成為「新文學」的練習場,像沈尹默、劉半農、周作人等以白話文作新詩、胡適練習話劇寫作。可惜甚少作品流芳百世,胡適亦承認雜誌「提倡有心,創造無力」。

但魯迅的加盟,卻大大提升《新青年》的文學水平。第一篇刊登在雜誌的小說〈狂人日記〉震驚文壇,及後的〈孔乙己〉、〈藥〉等亦傳頌至今。而主要由他與陳獨秀、錢玄同擔綱的欄目〈隨感錄〉,以短小篇幅,從具體而微的現實小事著手,用嬉笑怒罵的筆法寫作,將正襟危坐的「政論」,改造成寸鐵殺人的短文,更是《新青年》對日後散文發展的一大貢獻。

陳平原認為,《新青年》作為「新文學」的原點這一論述,沒有太多人異議,不過「新文學」的建設並非《新青年》的主要任務,它只集中火力在提倡而非實踐,所以這「但開風氣不為師」的思路,令文學史家肯定雜誌在文學史的意義,多於雜誌刊登的作品之文學價值。

 

政治參與

要談論《新青年》在政治史上的價值,自然會想到它不遺餘力宣傳馬克思主義與蘇俄的政治主張,對中國共產黨成立提供理論架構的功用。在雜誌創辦之初,曾有「批評時政,非其旨也」的表白,但後來陳獨秀對實際政治的興趣濃厚,更親身參與其中,其主編的《新青年》難免滲入政治色彩。

1918年,陳獨秀和李大釗另辦《每週評論》,開創北大學人議政的先河。1920年,陳氏與陳望道等人,在上海成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,並將《新青年》的編輯重心由北京遷到上海,雜誌介紹馬克思主義及蘇俄的篇幅亦有所增加。在北京的胡適對此不以為然,與編委通信討論,力陳《新青年》已成為美國《蘇俄》雜誌的中譯本,希望各人支持其「注重學術思想」的路向,「聲明不談政治」,否則應分道揚鑣,「另創一個專營學術文藝的雜誌」。雖然建議未獲接納,但陳獨秀同意「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」,不過他拒絕將《新青年》遷回北京,導致日後同人的分裂。

及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,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,《新青年》亦無可避免成為了黨機關刊物,編輯方針亦由思想評論轉為政治宣傳。即便在第八、九卷,雜誌仍刊登胡適、魯迅等人的文學作品,但主菜已變成左派論述文章。後來由中共在1923至1926年間出版由瞿秋白等人主理的《新青年》,已與當年的同人雜誌面目全非。由於當時雜誌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,所以學術界普遍認同,研究《新青年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「經典文獻」,只限於前九卷共54號。

五四運動距今已遠,《新青年》創刊亦已百年,但雜誌與整場運動一樣,在不同年代之中,被不斷解讀,甚至按需要賦予各種時代意義。例如在八十年代,五四是學習的榜樣,並介入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;九十年代,它作為學院的研究課題,但逐漸失去影響社會的能力;而廿一世紀之後,「傳統」、「國學」等地位攀升,部分五四的主張例如「反孔」等被批判。陳平原認為,這些與五四的「對話」,可以訓練思想,培養歷史感,以更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。「在這個意義上,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,『五四』既非榜樣,也非毒藥,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『磨刀石』。」現在重讀《新青年》,或可作為現代社會「新新青年」解時代之惑的參考。

 


 

受訪者/ 陳平原
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,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文學、學術及教育,著作包括《老北大的故事》、《大學小言─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》等。

 


延伸悅讀

「新文化」的崛起與流播
作者 / 陳平原
出版 / 北京大學出版社

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
作者 / 陳平原
出版 / 二魚文化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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